近日，在2017第六届金融街论坛“对话新三板——深化市场改革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新三板专场分论坛上，清控银杏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薛军做了专场演讲。
薛军认为新三板目前主要面临三个困惑：第一个困惑：新三板何去何从？第二个困惑：“三类股东”生死未卜？第三个困惑：让人前后纠结的“减持新规”？
以下为演讲全文：
刚才前面的演讲嘉宾讲得都非常中性，很温和，我想都快到9点了，我后面讲的话稍微激烈一点，带一点点吐槽的性质，一是给大家提提神，二是我本人，以及我们公司同事每天接触这个市场，触摸这个市场，体验这个市场一些切身的感受，算是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做一些分享，我讲“三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新三板何去何从？
我觉得我非常有资格来问这个问题，新三板创立于2006年的1月，当时还不是由证监会的体系在做，是由中关村管委会，今天在座的司马区长当时还在管委会工作的时候，是由中关村管委会和科技部共同推出的新三板，当时叫中关村股权代办系统。作为那个时候创投界的新兵，我们第一时间就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和机会，所以我们在2006年年底大约是11月份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募集到的第一笔资金的第一笔投资，投资了新三板第一个挂牌企业，也是他第一次融资，这就是世纪瑞尔（300150），43001，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公司转板去了创业板，今天的300150。从那时候起，因为当时叫中关村股权代办系统，我们这个创投机构过去叫企业创投，前年改名字叫清控银杏，是清华体系里的投资机构。因为我们跟中关村管委会有密切的关系，在管委会领导的鼓励、鞭策，包括威胁利诱之下，要求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非常重视的把新三板靠前的100号的企业，几乎全扫了一遍。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公司所拥有的30多个挂牌企业当中，基本上都是前100号，把所有企业都过了一遍，那时候新三板的数量成长非常非常缓慢，我印象里面大概到2008年、2009年的时候，也不过100家。
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的保持着在市场上拥有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第一的名号，一直到2013年。因为从2014年开始，种种因素已经可以看到新三板的苗头开始起来了，一直到2015年最火的时候。所以，当2014年我们第一名的宝座，这个标签被其他的企业所拿去的时候，我们心里还觉得非常嫉妒，或者说很难过。但是当2015年新三板高潮来的时候，我们一家挂牌公司没有做，一家都没有投，很庆幸的是，我们当时借这个机会出了一些企业，我们真正从新三板上赚到了钱。当2015年年中股灾到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的说，你看，我们看对了，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公司的发展几乎是跟新三板同时发展起来的，因为在2006年新三板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也才拥有了第一支基金，后来到2008年的时候，霍书记应该是在发改委，支持我们又搞了一支基金，那是我们的第二支基金，我们等于是看着新三板长大的，或者说新三板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是这样的过程，我们在新三板里耕耘了多年，对于新三板的优点，2013年之前，我们就像布道师一样，到处跟其他机构讲新三板的好处，就是这个表左边写的东西，如果你去投一个新三板的企业，这个项目更规范，这样你的投资风险更低，挂牌以后有更好的市值，更容易融到下一笔钱，同时也有一定的流动性，还能让你有一定退出的能力。
但是斗转星移，走到今天以后，似乎所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这些挂牌企业，尤其是很多挂牌企业自己的盈利能力不强的时候，突增了一些维护的成本，同时承担了公开透明的义务，而又没有享受到公开透明的好处。所以我的招股说明书，我的年报，只有竞争对手会来看，因为这是合法了解公司商业秘密的窗口，不会有任何的投资人来看。
第二点，融资效率反而可能因为挂牌在某种程度上是降低的，意思是我如果不挂牌，今天签协议，明天就打钱，但是挂牌之后，一定要到陈永民这边来报备等一套手续，有一些企业很顺利就过去了，但是有一些企业因为种种原因，补这个材料，弄那个材料。
第三点，今天的状态我们根本不敢交易，不敢去卖，生怕把股权给卖散了，到最后我们没有机会去主板，难受得不得了。再加上2015年最高潮的时候，一些早就挂牌的公司，借着这个高潮做了非常好的融资，非常漂亮的融资，以很高的溢价融了很多钱。但是不幸的是染毒了，因为这里面有三类毒，后面我会讲，这一下公司业绩虽然非常好，一下摁在这儿了，几年也无法转到主板去。
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抒发对新三板的感情，由过去无限的爱，到今天，也不能叫恨，是一种无奈，非常无奈。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看着我们这一把牌，互利花哨的牌，不知道这个市场还有多少值得眷恋？
第二个困惑，“三类股东”生死未卜。
“三类股东”是主板上市主要的障碍，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我想用这个题目从这个角度说说我的观点。“三类股东”算不算是一个创新，他有很多问题，今天我并不想讲问题。
首先我们党和政府需要什么？需要“双创”，需要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支持实体经济，包括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就是支持实体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支持发展创业投资等等，一系列都是党的号召，但是这些号召怎么响应，怎么落实？需要资金，需要钱。怎么拿到这些钱？因为我们作为比较资深的，或者说老牌的创业投资机构，我们深深地知道，在中国做创业投资基金，做股权投资基金跟国外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老钱，没有慢钱，没有耐心钱，中国所有的钱都着急得不得了，你给他20%的回报他都觉得低。可是你到国外去，你说我能保持你十年、二十年每年5%，6%，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觉得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都是老钱。我们没有老钱，难道我们就不发展了吗？我们的企业难道就不能融资了吗？可是我又不能上市。所以我觉得，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创新，搞出来所谓“三类股东”的事情，聚集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交给我们专业投资机构，用专业的方式投资到创新、创业、发展的企业当中去，可恰恰就是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从《证券法》的角度，现有法规的角度是有障碍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今天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想挑战法律，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必须去解决。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党和政府号召的目标就没法实现。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创新，我很担心这个创新在他刚刚一出生没有几年就有被抛弃的危险。
困惑三，让人前后纠结的“减持新规”。
这个事跟新三板没什么关系，跟主板有关，因为我们也是老牌投资机构，有很多上市的主板公司，我觉得我们是躺着中枪，VC的基本理念是坚持长期投资，我们一投是要投十年，用十年的时间去创办一家新的企业，我觉得我们公司，我不敢说第一，至少是第一批之一，我们公司最早的创投企业能够做出十年期创投基金的公司，霍书记当时在发改委的时候帮我们一块儿做出来的，在这之前，中关村管委会司马区长的时候，我们做的是“7+2”，后来发改委又搞了一个10，这个一直在业界是非常领先的，就是要投资早期，投资小的企业，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一家新的公司。这个东西风险极大，世界创投界基本的规则、玩法，因为风险大、时间长，所以我除了要投资一个组合之外，我还要在我认为好的公司里面不断加码，通过我在好的企业当中持股比例比较高，当它出售的时候，可以涵盖所有那些不好的企业，也可以把整个基金的钱都赚回来，并且还能够实现基金的盈利，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的想法。
但是，我们绝不参与企业的基本管理，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由于这样一个理念，就会导致我成为大股东，超过10%的股东，甚至更高的股东，在目前的新规之下，我们很难做回报很好的减持，甚至减持不动，基金都到期了，到十年了，本来要开始给LP还钱的时候，新的减持新政让我们花很长时间去减持，因为我们股权持股比例有点大，我们一定不可能有机会参与集合竞价，一定要通过其他方式去减，我们最辛苦的播种，流血流汗播种种子，但是没办法享受最好的丰收的喜悦。当然了，因为我们投得早，我们肯定是赚钱的，这个我们自信心都有。我们纠结在于，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天天跟我们投资人讲的是，我们善于投早期，你等得时间长，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如果新的减持新政，让我们很难有机会拿到最好的回报，我怎么向投资人交代？我还要不要做早期呢？我再去募资的时候，投资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们会拉的这首曲子跟证监会的指挥棒怎么能协调呢？最重要的是，我特别担心我明天早上还有没有公司？
这个稿子是我下飞机的时候刚刚给主办方的，如果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是一体化的，而是割裂和相互脱节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而不是直面问题和困难的，那我们所有的期待就变得没有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