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正在看跨年演讲的人，虽然我们岁数各不相同，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代中国人，也就是“改开一代”。如果你觉得2018年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正说明了，改开一代终于从青春期走到成年礼。成年的滋味总是很复杂，熟悉的也许只能用来怀念，依赖的也许必须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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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演讲进行到第四年，我们越来越想清楚了跨年演讲是为谁服务的：为做事的人服务。做事的人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我们只关心如何把事做好。
做事的人和不做事的人，有啥区别？
不做事的人经常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情感和理智哪个重要？理想和现实怎么能平衡？远方和苟且怎么选择？着眼未来和回到初心哪个更重要？你妈和我，你救谁？
就说最后这个问题，一个全世界男性共同面对的难题，叫“我·妈·水测试”。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你站岸上三天三夜，也得不出一个让姑娘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她俩真掉水里了，所有在岸上讨论的假设马上会具体为硬邦邦的现实。这时候选择有什么难的？你会立即作出反应。而且你还会发现，让你做决定的那些因素，和你没事瞎讨论的那些因素没什么关系。
你看，做事的人和搞评论的人，完全在两个世界。有些事情在做事的人面前，完全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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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过去的2018年，评论家们分析环境，有的人说悲观，有的人说乐观。这些分析，哪个我都听，哪个我也不全信。我唯一关心的是，我手头的事上具体的难处。
这些难处，好年景未必更少，坏年景也未必更多。这句话你听起来有点奇怪，薛兆丰老师打了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宏观好坏就像全球平均气温，你要是关心人类的命运，平均气温有价值。但是你今天要出门办个事，它真没啥用。
查理·芒格说了一句更精准的话：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
2018年是很难，但是我们做事的人都知道： 2018年难，哪一年不难？
做做事的人来说，难就不干了吗？对那些不做事的人来说，难不难跟他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