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危机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叶澜
77岁的叶澜自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持续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在此期间，她首创并主持了“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建设。
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三十多年来，叶澜和她的团队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教育变革实践，以中国话语、中国思维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整体原创型态，被认为是对这一世界问题的中国回答。
日前，叶澜教授的集成之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被译成英文，向世界发行。这本专著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西方的教育思想，而且有所突破，它表达了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尊重和理解，同时明确了中国教育思想必须保持独立，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回归突破》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国地方学校在主动创造方面积累了值得西方学习的独特经验；与这样的学校实践相关的教育思想，同样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
近日，如鹏《中国新闻周刊》就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中国教育学派的构建对叶澜教授进行了专访。
“以‘成事’替代‘成人’
是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基础教育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在这方面，大家的议论和不满也很多。你认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叶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复杂的思维方式，不能平面地看教育。在我看来，认识基础教育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宏观层面，教育政策、要求和目标的制定；其次是学校，我们称之为中观层面，作为教育最基本的“细胞”，在这里发生着教师和学生之间真实的教育行为；再次是微观层面，各种教育行为怎样转化为学生的发展。社会上议论较多、家长感受较深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宏观层面的问题也不少。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宏观的教育决策，应该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去要求其他层面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宏观决策对学校教育实际存在的需要和发展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很清楚，往往是把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简单地移植过来，规定学校做这样做那样，但好心未必办好事。
比如，为了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要求学校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教师要流动，有的地方还要求校长也要流动。这个想法是好的，期望通过师资的流动，达到教育均衡的目的。但问题是，每个学校内部都有自己的文化，想通过换校长的办法，短期内改变一个学校非常困难，往往是新校长还没完全熟悉情况，又被调走了。最后，结果是不仅差的学校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原来好的学校反而因为师资力量的流失，教学水平下降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
如果宏观决策不反思，是很难做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的是宏观决策的问题，对于学校层面你有什么看法？
叶澜：作为教育的主体，学校在整个基础教育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对学生的发展最直接、最真实的教育行为主要发生在学校。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在学校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经常受到家长的诟病。我认为，学校教育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
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问题。
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存方式的忽视，造成了课堂的根本缺陷：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教学过程简化为知识传递的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气与乐趣，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失去对智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精神生活趋于“沙漠化”。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有潜质、可成为尖端人才之人，缺的是把潜质变成现实的发展。教育在实际上常常只是训练的过程，老师讲、学生被动听和记，缺乏思维的活跃和课堂生活的积极体验。日积月累，往往使本来具有生命能动性的人异化为被动机械的“物”。学生如此，教师同样如此，生命异化为满足教育之外目的的工具，教育也异化为没有生命关怀、没有创造活力、缺乏精神追求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