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和美国许多地区一样，政府官员面临着提升其辖区内环境可持续性的压力。有鉴于此，比亚迪聘请说客、资助作者，成功说服当地公共机构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的方式确定合作方。不仅如此，他们还给官员们提供免费出境游的机会，甚至还会把官员们的亲属招入公司，为他们安排职位。这样一来，当有关汽车质量的指责甚嚣尘上时，那些官员们就会不厌其烦的跳出来，为比亚迪全力辩护。
尽管比亚迪的高管们多次表示，他们的汽车获得了如潮好评，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却从政府邮件和公共汽车检验记录中获悉，实际上当地很多机构都与比亚迪关系紧张，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汽车质量不佳，电池续航能力不足。
针对这些质疑，比亚迪高管们的选择是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司机在刹车时用力过猛，当地工会活动者为推动比亚迪建立工会组织而掀起的一系列针对该公司的负面宣传等等，他们甚至还把矛头指向了交管部门的官员，指责他们没有努力推进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
比亚迪方面曾给出过一个颇为霸气的回应，大意是说，虽然他们在拿了纳税人数亿美元的钱之后，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不甚理想，但比亚迪也“理应获得赞赏”，因为他们“为当地公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想在新技术中挑出问题实在是太轻松不过的事了。”这句话出自比亚迪汽车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比亚迪北美分公司总经理李柯，“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积极的。”
《洛杉矶时报》的这份报告篇幅很长，不过归纳一下，其大致意思就是抨击比亚迪、指责当地政府：
当时，最终敲定协议的关键人物是时任洛杉矶县主管迈克·安东诺维奇（Mike Antonovich）。他说服比亚迪把其美国分公司总部设在了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作为交换，比亚迪将获得800万美元的激励方案。比亚迪还将在兰卡斯特开设一个汽车装配厂，而他们从这座沙漠小城得到的奖赏，则是145万美元。安东诺维奇的妻子克里斯蒂娜（Christine）曾是一位中国演员，她是兰卡斯特市官员和比亚迪之间的中间人。一方面，她为汽车制造商的高管们提供咨询，另一方面，她也经常为这座小镇上的政客举办包括私人晚宴和中国之旅在内的各类活动。
克里斯蒂娜·安东诺维奇拒绝接受记者的任何采访，而按照其丈夫的说法，她从未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收取过任何经济回报。2009年、2010年间，迈克·安东诺维奇曾透露，其所持的比亚迪股份总价值不超过1万美元。可是仅仅一年后，迈克所持股份的具体数字就在比亚迪的股份构成说明书中消失了。巧合的是，也是在那一年，安东诺维奇和他的同事将一笔3000万美元的公共交通项目交给了比亚迪。
当年在兴办兰卡斯特工厂时，比亚迪曾许诺，会为当地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但直到2018年5月，他们所雇佣的人员都没有超过1000人。不仅如此，比亚迪还经常被工人权利组织指责，原因包括未能给工人提供能保障基本其基本生活的工资，以及在执行健康和安全条例方面违反雇佣法要求等等。在美国雇主评级网站Glassdoor.com上，比亚迪的评分是2.2分（满分5分）；评述内容多为员工对公司的各种抱怨，言辞颇为激烈。就比如下面这个：
或者是这个：
2016年，比亚迪为一位负责当地公共交通事务的主管，莱恩·恩格尔（Len Engel）提供了一次赴中国“视察中国公司生产车间” 的机会。整个旅行的全部开销都由比亚迪来承担。恩格尔后来承认，他没有向相关部门呈交有关此次旅行的书面报告，也没有记录下旅行中所到过的各个地方，他甚至想不起来那次旅行中自己具体做了哪些事情。需要补充的是，他并不是那次“赴华考察团”的唯一一名旅客，同行的还有5名美国交通系统的官员，他们的开销同样也由比亚迪方面来承担。尽管依照加州法律，政府公职人员接受类似的“礼品”时必须向相关部门报备，但这几个官员显然没有照章办事。要不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向他们抛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知道这其中隐藏了这么多的玄机。
六个月的中国行活动结束后，比亚迪又将恩格尔送到了厄瓜多尔。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星期，在为期三天的有关城市发展和住房问题会议上作了15分钟的演讲。在他的推荐下，比亚迪聘用了他的女婿，给了后者一个行政职务。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恩格尔声称，他并没有因为那次举荐而收取比亚迪任何形式的好处，他的女婿之所以能够入职，完全是因为“其能力足够胜任”。
比亚迪所获得的一部分订单是非公开招标采购订单，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公司和他们一起竞标。
报告还显示，比亚迪的电动大巴从未达到其所宣传的性能表现。依照该公司的说法， 其电动车行驶155公里才充一次电；然而洛杉矶当地的交通报告却显示，比亚迪公交车单次出行从未超过133英里。里程最短的一次，大巴车只跑了78英里就被迫返厂充电。交通报告还显示，常年驾驶这种大巴车的司机普遍表示，如果他们的车能跑过59英里不充电就已经足够值得庆幸了。同样也是来自于这份报告的数据：比亚迪的电动大巴一般行驶不到400英里就会请求维修；其困在路上，拨打车辆维修电话的次数是其他车型的10倍有余。
对比亚迪满腹怨言的当然不只是洛杉矶，在美国其他地方，凡是见识过比亚迪车辆质量的城市都有着和洛杉矶相似的体验。
比亚迪的公司代表们的表现也不敢恭维。他们在面对当地工人、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质疑时，常常表现出的状态是愤怒：要么愤怒的自辩，要么愤怒的反击。该公司的高管——以尊贵的李柯总裁为代表——从来不愿承认自己公司的产品存在问题，他们总是习惯把矛头指向他人。但这样只会让这家公司的形象更为不堪——尤其是在他们已拿走了当地纳税人大笔钱财的时候。
但其实，还有其他的角度……
在读完《洛杉矶时报》这份资料详实、论证充分的报告后，你可能也会和许多读者一样，自然而然的得出下面这个结论吧：中国公司用贿赂的手法，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从腐败的政客手中得到了大量诱人的订单，而损害的却是当地纳税人的利益；这家公司向公众撒谎，一方面隐瞒了他们车辆的实际性能，另一方面也没有兑现其拉动就业的诺言；他们还触犯法律，用苛待工人的方式让公司的高管赚的盆满钵满。而当他们的行径终于遭到谴责时，他们拒绝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反而把过错归咎于其他人；他们自以为是，把自己视为正义的代言人，却把脏水都泼到勤劳淳朴的当地人身上。
也许上面的言辞有些过分激烈，但就我所知，大部分人在看完上面的报告后都会有类似的看法。不过我更想说的是，即使是同一份资料，我们还是能够得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体系：比亚迪是一家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公司，它为洛杉矶市中心带来了环保交通，并为兰卡斯特镇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生产的电动大巴在价格方面极富竞争力，在质量层面也与其他竞争对手不相伯仲。
电动汽车与传统的燃油动力汽车不同，电动汽车行业也是一个新兴产业；因此可以预见，其发展过程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没错，比亚迪确实高估了自家汽车的电池续航能力，而且在提交招标书时，他们也夸大了自家汽车的行驶里程。但他们这么做只是希望能尽早拿下订单。设身处地地想，其他很多公司在面对这种情形时很可能也会选择略微夸大一下自己的能力。因此这样看来，他们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
他们在游说当地政客时可能确实踏入了一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但在美国政治中，这些行为也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如果比亚迪是一家美国公司，甚或是一家欧洲公司，那么这样的游说不是司空见惯的吗？
是的，确实有一些官员没能上报其所参与的一些中国行活动，但这并不是比亚迪方面的错；作为一家赴美发展的外国公司，他们把同当地官员的关系放在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是非常自然的。至于官员的亲属在公司任职一事，只要她能够胜任工作，那么这样的聘用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何况既然公司信任这家人，那么他们爱屋及乌地把这份信任推展到这家人的其他成员也完全说得通；毕竟，在人事任命方面，把工作交给一个相对熟悉的人总比交给一个陌生人要来的更有安全感。
至于劳工问题，众所周知，美国的汽车产业工人一直以“难伺候”闻名于世。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不愿与雇主同心协力。相比较同行，比亚迪实际上已经很努力地在落实劳动法的各项条款了。虽然在有些具体的情形下，其处理方式有失妥当，但总体而言，这家公司在处理和工人的关系时已然做得很好。话又说回来，站在比亚迪的立场看，如果我们的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更努力，工作做得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和那些难缠的美国工人争执不休呢？最后，也许公司领导人的有些表态听起来很刺耳，但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英语并非他们的第一语言；其次我们要把这番话说出来时的微妙语境考虑进来。可以想见，在利润丰厚的政府订单面前，竞争始终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难免会紧绷神经，会把遭受到的质疑理解为外界，尤其是其他竞争对手的攻讦。也正因为此，他们会比较容易反应过度。另外，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如果真的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那么这些表态可能会将公司拖入更为棘手的法律纠纷里。综上所述，虽然双方在合作中存在一些不愉快，但总体来看，比亚迪与洛杉矶的合作伙伴关系仍然是互利共赢的。
在我看来，上面的叙述模式也同样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或者退一步讲，这种解读至少也能自圆其说。可是这两套叙事模型中，人们更愿意去接受哪一种呢？当然，这首先肯定是与叙述者自身经历有关，他平常的言论值得信赖吗？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他是位种族主义者，还是个民族主义者？其次，从信息的接收者而言，其自身经历也会影响他对某些言论的判断。他与当地政府打过交道吗？在哪类企业工作？此前是否了解工会组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说到底，个体是否愿意让自己在接收信息时打开合理怀疑的开关，主要还是取决于他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人们更愿意去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对方的心境。
因此，从沟通效果来看，自己能否被他人接受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在于你的行为和态度是否与对方的预设立场相符合。
在我看来，中国出海企业近来遭遇的种种质疑恰恰在于他们没能做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