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小城镇为起点开始深入贯彻，这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入加速时期。而后，全国各地都在大胆探索新的户籍改革方案，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尽管上述户籍改革模式有所不同，但其大体逻辑都是一致的，那便是迎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能够自由迁徙，企业能够自主用工，劳动者能够自主择业。
不过归根结底，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才是到人们流动意愿的真正所在，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与更好的前景，哪怕没有机会落户或拿到居住证也愿意“漂泊”于此。
以北京为例，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为1962万人，距离2000万大关仅一步之遥，同2001年相比，年均增加64.3万人。其中，2010年，北京非户籍人口70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35.7%（参见下图）。改革开放至2010年，北京人口增加第一个500万用了23年，增加第二个500万仅用了9年——而这第二个500万中，近八成是非户籍人口。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大量的人口涌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建设却急缺人才，其实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5.时至今日，如火如荼的“抢人大战”，再度为户籍制度的加速改革助了一把力。虽然与前文所述的“人才引进”模式在逻辑上大体相同，并不新鲜，但这次有两点是不一样的。
一来，“人”受到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的高。
自2012年起，我国15~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开始缩减，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便标志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与人口红利的衰减。此时，唯有通过更高质量的劳动力来弥补数量上的缺失方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上策。
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发强大，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市场上对人力资本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二来，前景可期的非一线城市越来越多。
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线城市时，却未曾留意到二线城市也在飞速发展。继天津、重庆、苏州后，2014-2017年，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青岛、长沙、无锡七个城市经济总量也相继进入“万亿俱乐部”，且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这些二线城市的软实力也在不断提高，其中，杭州已经跃居“新一线”城市行列。
不仅如此，国家的政策也正在向二线城市倾斜。在2017年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城市名单中，除了北上广深外，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郑州、青岛、西安等城市悉数在列。该战略不仅将上述二线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二线城市的集体崛起，会比经济发展趋于饱和的一线城市前景更令人振奋和期待。
为了吸引人才涌入，让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更均衡，地方政府在扩大“人才”概念范围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开放落户政策首当其冲。事实上，二三线城市凭借着自身飞速的发展、较低的成本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正在日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落户门槛越来越低，惠及范围越来越广，人们越来越愿意加入，曾经坚固无比的“城乡柏林墙”也正在趋于坍塌，取而代之的是全国范围内各个城市间更为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这当然是极好的。
然而话说回来，此时此刻想要落户天津，也早已变得不像几天前那般容易。
随着重磅补丁的接踵而至，本来近乎削平的入津门槛，又再度砌了起来。这仿佛也在提醒着国人：那堵中国式的“柏林墙”依然还在那里，只不过是矮了一截而已。
或许，“墙”真正坍塌的时机尚未成熟；亦或许，它原本就没有彻底坍塌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