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已成立两年，而创业板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成长性居然逊色于主板和中小企业板(尽管其招股说明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具有令人惊讶的高成长性)。这种大面积的业绩“变脸”，其实就是审批制的最大警钟。
也许有人担心：取消审批岂非会让造假者更为猖獗?非也。其一，取消审批制后，大量企业上市，市盈率回归合理水平，企业自然不会再对IPO趋之若鹜。其二，在审批制下，证监会以审批为主业，监管成了副业，主次不分，“三公”难存。只有废除审批制，让证监会不再成为利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脱身于利益漩涡，证监会才有可能祭起监管的大刀，严惩违规者。其三，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证监会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审核每家公司，也难以避免出现安然这样的严重欺诈。但是，监管的精髓正在于此：事前假设每家公司都是诚实的，一旦发现有造假者，即采取严厉的惩罚，特别是对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事后惩戒的巨大震慑作用，将使得那些企图造假上市的人望而却步。在安然事件中，不仅安然破产，全球四大之一的安达信也灰飞烟灭。
证券市场的基础是公开、公平、公正，而放弃审批权是证监会摆脱利益纠缠、专注于维护市场“三公”的前提。郭树清之问，为废除IPO审批制打开了讨论的窗户，期盼以此为契机，能形成废除IPO审批制的市场共识，期盼最高决策层能来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
据媒体报道，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近日在一个内部场合再度发问“IPO不审行不行?”郭树清之问，直指中国证券市场最核心的制度性梗阻。
早在1996年，后来出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让证监会放弃审批权，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的体系而言，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与审批制大权相关的诱惑，不仅没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消失，反而愈发强大。
首先，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少能获得上市机会，现在情况已经大大变化。其次，2005年股改之前，发起人股份不准流通，上市带来的刺激仅仅局限于圈钱，而股改则开启了套现的便利之门。再次，创业板和PE热潮的出现，使得PE腐败成为完美的寻租途径，因为它与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相比，更为隐蔽，表面上更为合法化。正因为如此，吴敬琏教授说中国股市从“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演变到了“强盗贵族时代”。
可以说，审批制是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它扭曲了IPO供求关系，使得本应正常的融资行为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和一夜暴富的“范进中举”;它设置的所谓标准，把一大批真正优秀的公司排除在外，如腾讯、新浪等公司被迫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却无缘分享其成长性;它导致了严重的超募现象，在不少民企为生存而向高利贷低头的同时，一些上市公司却囤积巨额资金无处可用，背离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功能;它创造了“壳公司”价值，鼓励了眼花缭乱的重组行为，上市公司行为严重短期化，更易滋生内幕交易现象。
不仅如此，审批制也难以识别造假者。指望那些兼职的发审委委员在短短几天内消化招股说明书的海量信息和专业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帮助投资者“选美”，而他们设置的任何标准(包括所谓高新技术、成长性)都难不倒胆大心细的造假者。其实，识别造假，主要应依靠深入的调查与知情人的举报。例如去年的胜景山河[0.00 0.00% 股吧 研报]造假上市，先被发审委通过，后又在舆论压力下取消。记者去了一趟湖南，就发现这家公司“不靠谱”，但即使这些简单的调研，发审委委员也不可能去做，他们只能阅读那些按照他们的“审美观点”量身定制的招股说明书。
其实，投资“选美”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能力与经验，还需要恰当的激励。风险投资就是这样的机构。如果发审委委员真有识别“优秀公司”的能力，他们早就自己去做风险投资赚大钱了。
更危险的是，发审委委员不是“雷锋”，他们大多是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也有利益的江湖。即便直接受贿风险太大，发审委委员之间也大可采取一些隐蔽的方式，例如以“今天你帮我，下次我帮你”的方式“放水”，或者“我帮你，但你要间接地聘请我所在的机构为你服务”。只要有寻租空间，这些就一定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