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个世纪都有它的“时代特征”。文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和分析时代；至于二十一世纪，我认为它的全球时代特征为复杂性。
一方面，科学核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制造新物种。未来学家尤瓦尔·诺阿·哈拉里预言人类(Homo deus)即将可以“扮演上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国国防部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年前都还闻所未闻。
另一方面，人性又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和无穷无尽的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自动化所导致的就业岗位损失、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并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在这个新的全球复杂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从而指导我们推动和平与繁荣的努力。
一个流行的世界观一直是影响人类命运的关键因素。当我们开始形成新的世界观来指导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采取真正的全球视野。在过去，对人类世界观演化史的分析总是聚焦于西方，追随欧洲人以及随后的美国人，包括从探索拓荒、殖民化及缔造帝国，到工业化、市场合约关系的扩散及技术创新等一系列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但在二十一世纪，这套叙事范式正在被改写。2007年源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些弱点，让一个新的、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观得以崛起，这个世界观认为，新兴经济体正在挑战现有的既得利益均衡。
与此同时，各国面临的挑战正变得日益互相关联，全球大趋势，从气候变化到金融深化，其作用早已突破了个体政府的权力影响范围。由物理学家转行成为生态学家的弗里特约夫·卡普拉和化学家皮尔·路易吉·路易西在他们2014年的著作《生命的多维系统观》中评论道，“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多维系统性问题——它们互相关联并相互依存。”因此，“它们需要具有全局视野的系统性解决方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需要更加具有全局视野的世界观，接受多元性和多样性——不管是在地理、传统还是治理模式方面——这些多元性和多样性反映并强化了当今全球趋势的复杂性。在这一框架下，我们不但必须承认各国要合作改变世界，还必须承认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决定论范式的思维范畴内发展，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预测和操纵结果，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解释生命如何演化到当前状态的自然定律或方程，更不用说指出生命未来会如何演化。决定论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必须被一个新的范式所取代。在这个范式中，不确定性被接受为生命现实的不可分特征。
在自然科学界，这一幕已经开始发生。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不确定性已经被接受为物理学和数学的前进方向。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也在日益接受生命源自认知(自我意识和自我创生)，并在不断地变化中，用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的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不可言说的变化”。
但在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的社会科学领域，这一转变还没有发生。受十八世纪牛顿学说框架下的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学仍然主要依靠线性思维方法。但简单的机械理论无法处理有生命的、复杂的、通常是具有量子物理特性的社会系统。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学界占主宰地位的基于简化假设的还原论逻辑往好了说是不完整的，往坏了说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类似的，在社会领域我们仍然为如何实现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烦恼，因为我们常常无法就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性质达成一致。这部分反映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的全球性质，以及因此必须对多样性观点加以协调的现实。更基本的是，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而新“复杂性经济学”将不断认可这个现实。
更广义地说，新的“具有复杂性特征的世界观”必须承认人类行为会受到从社会、经济到文化和心理的各种因素的驱动，甚至受到技术发展本身的驱动。在具有复杂性特征的时代，我们所构建和维持的制度需要一套系统性思维方法，从而能够与迅速进步的自然科学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