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据中兴内部人士透露，中兴已在前天与美国签署了原则性协议。美国商务部将撤销针对该公司向美国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禁令，使中兴通讯得以恢复运营。
终于，在进行了1个半月的不断商谈和之后，中兴再次起死回生。但由于美国不断单方面毁约，中兴最终能否躲过制裁，还未可知。
其实，对于今年以来美国不断的贸易挑衅，我们早习以为常。但特朗普政府为何一直追着中国不放，三方四次向中国挑起贸易争端？
在美国自己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这篇报告题为《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作者罗伯特·莱特希泽是美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谈判的成员之一，属对华贸易鹰派阵营。
小编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份报告，觉得里面针对中国的指摘大都不值一驳，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中国的复兴，挑战了西方自由主义；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体制不可战胜的信念告吹。美国在中国的崛起中感到了危机，现在他们要开始采取措施，对付中国。
以下为报告内容节选：
1999年，当是否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之争拉开序幕时，许多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上升“至全球支配地位是千禧年至关重要的进步”。
这种自信，现在可以被视为狂妄，促使美国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怀抱。实际上，一些政策制定者当真以为自由贸易将与美国国力携手并进。比如，2001年12月，代表汤姆·迪莱（共和党，得克萨斯州）宣称：“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持续胜利有赖国际贸易的扩张，直至这一行动的好处惠及公民个人。”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复兴已经使得美国人深入骨髓的信念受到了质疑：
2001—2009年，美国名义GDP增长了38.6%。同期，中国名义GDP增长幅度超过了271%。
2001—2009年，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总出口增长了45%。同期，中国总出口增长了331%。
2001—2009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从3980亿美元上升到了4180亿美元。
尽管2009年贸易量因近期的经济危机有所减少。同期，中国全球贸易顺差从170亿美元暴增至2840亿美元。
除了上述经济表现方面的记录，现在还有一种普遍共识：“华尔街走下坡是美国体制并非不可战胜的证明。”事实上，很多投资者都把他们的赌注押在了中国而非美国经济上。正如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迁往新加坡并开始教其女普通话时解释的，“如果你在18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伦敦，如果你在19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纽约，而如果你在20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亚洲”。
鉴于这些事实，中国领导人认为我们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制度正在失败很难不令人惊讶。拥有在华业务的跨国公司高层已经证实，这确实是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
一年前许多西方国家银行业的严重衰退和几近崩溃，伴随着中国相对稳健的经济表现，已经令中国政策制定者相信，西方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政策并不像之前以为的那样有效，新的产业政策值得尝试。他们说，“别给我们看失败的范例，我们在找完全不同的路子”，所以你知道，明显更愿意尝试毫无经验可循的政策。
一位分析家也宣称，“自由贸易的浪潮现在已经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怎么办？
许多专家认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对我们的经济和WTO有效运作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正如下面会详细讨论的，我认为，他们应当停止如此消极的态度，转而采取一系列直接措施缓和中国重商主义行为引起的损害，并思考更具想象力的措施来对付中国。
我们不能再如此消极。迄今为止的十年里，在中国实施造成贸易严重失衡的政策的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反应。这种态度不奏效，美国政府是时候变积极了。
有一些可以带来明显改变的直接措施。假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真解决中国的重商主义问题，应当立即采取几项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积极实施我们的贸易法规，包括我们的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以及421条款的保障措施。对正在因中国不公平的进口贸易而遭受损害的美国企业和劳动者来说，实施贸易法规就是短期内提供有效救济的最为实际的措施。因此，最低限度，我们应当：
任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官员，他们承诺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法规；
为反倾销法起见，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为我们的反补贴法起见，认定中国操纵货币的做法构成补贴；
向有资格援引421条款获得保障措施救济的产业提供大力度的、有效的此类救济；
采取旨在强化我们贸易法规的措施；
严格限制其他国家试图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攻击我们贸易法规的行为；以及
拒绝任何将会削弱我们贸易法规的新协议。
其次，我们必须对中国操纵货币的行为作出回应。如上所述，美国政府为我们的反补贴法起见应当将操纵货币视为一种补贴。此外，美国应当正式指认中国为货币操纵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质疑中国的操纵货币行为，并以操纵货币是被禁止的出口补贴为由向WTO提交案件。
第三，我们应当向WTO提交有关中国不遵守WTO义务的补充案件。正如上面所解释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并不是设计出来解决我们在中国身上发现的全面不履行义务问题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当尽量积极运用该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确定了在一些领域——从知识产权到产业政策到经销服务，中国没有遵守其WTO义务。如有必要，国会应当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额外资源以增强其审理并打赢新案件的能力。
我们必须有意愿采取更具想象力的做法。很遗憾，上面概括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现在的危机。正如本报告通篇所述，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这可能会要求独一无二的应对。
数年来，我们对华经济地位由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拒绝冒险——涉及质疑中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发生了恶化。结果，我们现在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而烦恼。扭绞双手、尽量往好处想绝非答案。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者，他们做好了艰难决策的准备，在危机解决之前决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