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1月10日讯：
外资不用就可惜了
1978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中国客人。
中国客人精神焕发，踌躇满志的样子，给这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又一手拉扯着新加坡成长的大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宴会的气氛很好，主宾相谈甚欢，李光耀几无保留地介绍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并且表示很看好中国的未来：“我们这些新加坡华人，都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既不识字又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全都留在了中国繁衍后代。因此没有什么新加坡人能做而中国不能做的事情，而且中国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客人却没有说话，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又一次零距离地观察了全世界的发展情况，对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感到惊讶。就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这个简单的国际化标尺来看，1977年中国内地的总额仅为140亿美元，比台湾地区的180亿美元还低得多，更不用说只是日本的1/10。
李光耀的期许，被他理解为了一封战书。沿用过去自给自足的思路是没有办法完成经济扩张的，无论是出于引入竞争的考虑还是出于扩张的需求，都必须尝试真正地打开国门。回到北京之后，这位客人无数次向同僚们强调外资的重要性：
“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再拖延了。”
如此前瞻而强硬的决断，奠定了中国后来数十年发展开放的基调。这位在1978年遍访全球的人物，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总设计师”。
然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引入外资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明面顶撞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唯独缺乏不折不扣执行的人。各个地区对外资的热情也并不一致，已经开始与香港产生密切联系的广东不等政策出来就已经开始用起了外资，更多的地方却还在观望。
上海在这时候挺身而出，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
80年代初，在总设计师的首肯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有工业基础的一些大城市引进了22个大型基建、工业项目。投资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外资。以上海宝钢为例，301亿人民币的投资中，就有47.8亿美元外汇。
这都是中国最早的外汇融资团队千辛万苦从全世界投资者那里争取来的。
然而在宝钢一期工程中，地基桩柱突然发生了偏离。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地质松软的上海出这样的工程问题并不稀奇，本身并不算什么重大事故。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蛰伏已久的反对舆论开始对外资投入对工程质量的影响批判一番，闹得满城风雨。
宝钢工程被迫停工，剩下21个项目也大多延迟、停工。
然而宝钢团队和上海市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初现雏形的宝钢。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向国务院写信，请求重新启动项目。
面对国务院的质询，宝钢领导层据理力争，认为项目拆除也要用15亿，不如干脆追加25亿让宝钢一期先运转起来，免得已经投入的100亿资金付诸东流。10换100，没有比这更合算的了。
上海人算账最有说服力，多位领导由此转变了对宝钢的看法，项目最终得以投产。
而宝钢的这笔账，也在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继续利用外资，成为了急于重建工业体系的决策层的共识。这才有了81年中信集团不辱使命，远赴日本成功融资100亿日元，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海外融资案例，为基建项目快速注入了活力。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巨轮，由此开始缓缓启动。
从汽车做起
虽然在工业改革开放的领域开了个好头，但上海接下来的路却并不好走。
南方的广东、福建两省自明朝以来就是华人南下淘金的重镇，在南洋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厚的亲属、宗族关系。那里的外贸往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要更早、更多。在南方四座城市建立特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追认。
但上海不同。
在解放前贵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实已经断绝了和外资的联系。除少量在港台地区的人脉外，开放初期的上海已经在全球视野中消失了很久。引进外资可以用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引进产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千金买马骨，上海需要树立一个好的典范。
最高领导层对马骨是有规划的。1978年，国家计委制作了一份《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指出，拟在上海引进一条汽车装配线，对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然而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对轿车工业的改造，更是为了带来一个庞大而先进的产业链，重塑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体系。
率先闻声而动的是美国通用，由董事长汤姆斯·墨菲领衔，考察中国为他们准备的合作方案。然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墨菲对单纯的技术输出并不感兴趣，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和通用合资办厂，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拒绝。
谈判纪要到了总设计师的桌上，他对代表团的答复大为不满，在文件上直接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他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认为劳务收入也是外汇，合资办厂的盈利也是外汇，就算亏钱终归也能带动些生产力。
这下人们都懂了，在争论风口浪尖上的合资是可以被接受的。
探路者通用没能进入中国，德国大众却因机缘巧合捷足先登。被访德代表团意外敲开大门的大众董事长哈恩根本不在乎合作的形式，很快拍板定下了合作意向：“只要中国的汽车密度达到葡萄牙的水平，就是1.3亿辆的销量，这是个大市场，不仅能帮助大众打入中国，还能帮助大众进入美国！”
然而当作为大众钦差的奥迪董事会成员马丁·波斯特来到上海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位于安亭的厂房还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地，这样的地方，真的能生产出一辆德国人哪怕勉强认可的汽车吗？而当生产线正式启动时，电力的短缺、工人的懈怠，更是让他精疲力竭。他甚至觉得被董事长哈恩骗了，因为这里连从零起步都谈不上，完全可以说是在负数起步。
他绝对想不到，35年后，一个来自美国的造车后辈会再次被自己在上海看到的景象惊呆。
只是这一次，这位后辈见到的是仅仅一年就能投产的汽车厂房，而且无论在规模还是现代化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反而是在大众的老家德国，这位后辈的建厂计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投资迟迟未能转化为产能。
这个美国人甚至高兴地在上海跳起了脱衣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