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老工友的10年
2007年，施纬被一辆大巴拉进厂区，眼前是水泥路，比老家的泥泞山路强多了。从小就盼着快些长大赚钱的他，如愿进入了大厂。那一年，施纬不到17岁，刚上中专四个月就被告知毕业，分配进厂。
这是富士康针对青年学生的“实习”项目，让他们与农民工并肩奋战在流水线上。仅2010年，富士康专门为苹果公司服务的事业群就招募了来自200多所学校的28044名实习生，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6倍。2010年夏天，为富士康工作的实习生人数达到15万，占其中国工人总数的15%。目前，富士康仍在招收这种廉价、机动的实习生。
那是10年前，招募中心门口挤着整宿排队进场的子弟，2009年，富士康龙华总部容纳的打工仔超过40万。22岁的章鑫带着被褥、干粮，还有家里借的1300元的中介费，挤在上万人里去面试富士康普工，从凌晨两三点一直等到下午六点，才轮到他。
“一天里富士康招了5000人。护士抽血抽到自己胳膊抽筋，得换人来抽血。”章鑫回忆。
彼时，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富士康梦想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2009年，时代周刊罕见地将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入围年度人物，排名第二。中国廉价劳工成了媒体口中的救世主，将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十年前，这里拼的是人，是40万日夜不停地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人，是章鑫，是施纬，也是李晓冬。2007年，当一辆大巴将施纬拉进龙华总部时，他还没反应过来，直到车停在厂房前，一份进城务工青年的命运才在此时此地展开。
螺丝工、物料员、全技工……章鑫辗转过数十个岗位，熟悉大多数流程。他曾是惠普台式机产线上的螺丝工——富士康最知名的工种之一，一台笔记本光驱固定架需要四颗螺丝，一天要生产两千台。车间窗户的每一寸都被遮光帘掩得密不透光，日光灯从早开到晚，不知昼夜，只有每两小时休息的“叮叮叮”铃声，提醒身体到了该休息、打混（偷懒）的时间。所有人眼里都只有产量，上午一千台，下午一千台，时间刷刷地淌过，8000颗螺丝下地，工人们的一天就能宣告结束。
章鑫最高纪录是打断了16根起子，被线长劈头盖脸地一通“吊人”。“吊人”就是骂人，年轻时他们听多了臭骂，很少有人被骂走。
但年轻的一个好处是不知疲倦。白天在操机台前站足十几个钟头，下班了冲个澡就能恢复精神，手里的泡面还没泡开，就能边吸溜边往溜冰场走，门票三块钱，可以玩到半夜，跟染一头五颜六色的杀马特蹦迪到凌晨。第二天早上6点，照样爬起来上工。
这群10年前的年轻人的回报是：底薪900，加班无上限，到九、十点是家常便饭，一个月休息一天，到手的工资有一千七、八，最高的时候有两千。
这种生活在2010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无休止的加班被叫停了，直接原因是“十八连跳”。“喝口水，吃个饭，就听到哪儿哪儿又跳楼了。”章鑫拿起奶茶拍在桌上，“咚，又死一个。”那些一跃而下的人命，带来最直接的变革是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法，每天最多加班两个小时。
只是涨薪速度永远追赶不上物价增速，10年前，施纬和四个工友挤在一百块的两居室，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0元，就在厂房对面，上班很近；如今，离工厂两公里外的小单间也要一千多。
现在，施纬给自己定的每月零花钱配额是200元。我送他两包中华烟，他留了一包，把另一包换成了几包10块的。在厂区小卖部里，烟是一支一支卖的，整包槟榔也拆成一颗一颗的。烟瘾上来了，施纬就只允许自己买一根，虽然明白单买更贵，但毕竟散烟也快，买了一包自己抽不到几根。周围人也早习惯被他蹭烟。
夜色里，一个身影揣兜、弓背，槟榔嚼得“呼呼”响。30岁不到的施纬打工12年，再过5个月，章鑫也将在富士康呆满十年。施纬吐了一口槟榔渣，“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
比起如今进厂的年轻人，三十岁左右的章鑫、施纬已经有了中年危机，六七千一个月的死工资令他们焦虑不安，更多更快地来钱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晚上，员工在厂区LED屏前“打混”
04
留不住的和回不去的
外出十余年，回乡种地已无可能，但靠工资一年攒两万想在深圳安家也是奢望，这一代的“施纬”们被死死夹在了城市化进程的裂缝里。
2010年，18个鲜活的生命用奔赴死亡的极端方式，向挫败、绝望的无常命运发起反抗。悲剧发生后，9位中国学者发表声明：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距离那个悲痛的春天已快10年，留不住的和回不去的问题依然存在。
施纬也想过挣脱。富士康提供进修课程，施纬报了工商管理，却早遗忘了学习的本领，也缺乏动力——出了这个厂门，富士康学历没有意义，而他不想久留，章鑫也一样。
实际上，施纬脑子活，待得久认识的人也多，他清楚自己的职级就卡在学历上，厂领导有心拉一把，一看是中专，也无能为力。厂里经常有外国供应商来参观，施纬是陪同之一，身边还要配一个翻译。“这要多大的成本啊。”他羡慕那些会英语的人，自己只勉强能把26字母认清。有些人同样是中专生，却在工厂里自学英语成才，他们活成了施纬心中的传奇，“说是郭台铭都接见过的人，他们不会走的，年薪好几百万呢。”
在如今的龙华总部，靠富士康一份工作是养不了家的，打双份工是年轻工人的常态，送外卖、当服务员、去肯德基打零工……比起10年前暗无天日的加班和从不停歇的生产线，工人们最担心的不是订单压力，而是无班可加。
有人脉的开始招工，有积蓄的就盘个店面，还有人卖手机，“23万”就在朋友圈里忙得四脚朝天，他有两个微信，一个天天晒iPhone手机订单，远销西藏、新疆；另一个招工，节前的正式工招工已结束，20元／小时的临时工还在招募中。
更多的还是没有想法的人。“有点想法的人不会进富士康，即使进了也不会长久。但凡学点技术，早就跳槽了。呆久了，就成了没想法的人。”施纬说，时间久了，他们也混上了线长、组长，打混的时间也长了。
他一度把致富希望寄托在裁员上。每到辞工季，这份期望就愈加强烈，“我们都想被裁掉，求之不得。”施纬想着，以N+1计算，以他的工龄最低也有近十万赔偿，如果只靠现在的工资，一个月5000，不吃不喝近两年才有十万块。
富士康官方否认了外界传言的裁员34万人，但他们都清楚，苹果销量下滑后，IDPBG事业群（iPhone生产线）已经辞退了三四万人。
令施纬失望的是，今年裁员名单里没有他。最近，他已经吃了好几顿散伙饭，被裁员是值得庆祝的事，幸运儿必须请客，叫上三五好友，来一份石锅鱼，再来一瓶好喝又便宜的牛栏山。打工的日子里一起吹牛、打混，散伙饭后就各自天涯，成为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