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5年2月延宕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曾高达125%。但在这些“明刀明枪”的数字背后，一场更隐蔽、更具杀伤力的战争正在数字领域悄然展开。
数字领域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禁用TikTok案件。与其说美国在禁用TikTok，不如说是在通过数据本地化、算法审查等一系列要求，强制这个平台进行彻底的商业重组。
表面上看，这是监管行为;但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却看到了另一层含义——这是一种“数字关税”的新形式：不是通过征收货币关税，而是通过强制合规将成本隐形地转嫁给目标企业。这既能达到对价值链重构的目的，又规避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直接制约。
这正是数字关税最危险的地方。它不像传统关税那样明目张胆、容易被识别和报复，而是藏在法律、安全和隐私的堂皇名义下，却能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打击对手的技术命脉。
从TikTok看美国的数字关税
要理解这场看不见的战争，需要仔细解析TikTok在美国遭遇的一系列“合规”要求究竟是如何转化为经济代价的。
美国政府要求TikTok启动“得州计划”，将美国用户的数据迁移至本土的甲骨文云服务器。这听起来只是技术问题，但背后的成本链条却环环相扣。TikTok为此投入了约15亿美元的重组资金。仅仅是数据存储和审计的年支出就激增了2亿多美元，摊到每位美国用户头上，相当于每年1.2美元的“隐形税”。
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哪里?成本不会凭空消失，而是沿着产业链逐级转移。平台为了弥补运营支出的上升，被迫提高广告刊例价和电商佣金。这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营销成本上升。与此同时，为了对冲算法隔离和重构带来的约1.2亿美元成本，平台可能削减对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分成。这样，生态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得承受压力。结果使得TikTok的北美业务毛利率被迫下降接近10个百分点。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与征收关税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强制增加成本来重新分配价值。只是关税写在表面，而数字关税藏在法律条款里。
更深层的争夺发生在算法层面。TikTok的商业帝国价值中，推荐算法贡献了70%以上。这套“炼油工艺”正是美国真正想要掌控的东西。美方要求该算法代码和模型接受美国指定实体的部分托管和审查。表面理由是防止内容偏见和安全隐患，深层目的则是获得对这套核心技术的定价权。
最终双方达成的妥协方案反映了各自的精明算计。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保留算法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但美国本地的新合资公司获得算法模型的本地副本，可以在不依赖总部的情况下独立运营。作为交换，这家合资公司需按营收的约15%向字节跳动支付年度技术许可费。看似平衡的方案，实际上变相地将算法转化为了一项“租赁资产”。字节跳动通过技术租金进行的长期回收，与传统关税对价值的持续征收无异。
至于算法的透明度问题，最后也找到了各取所需的方案。美方可以看到算法的输出结果——检查每一笔计算的产品质量，但看不到源代码——炼油配方始终对外加密。这个折中方案体现了当代技术主权博弈中现实主义的智慧。
数字壁垒比关税更凶险
理解数字关税的威力，需要看清它相比传统关税拥有的三大优势。
首先，它规避了多边贸易规则的制约。传统关税受WTO框架的严格限制，但数据本地化措施打着“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旗号，自然逃脱了多边协议的束缚。美国只对中资背景的平台施加严格要求，而对其他国家企业网开一面。这种差别对待在法律形式上属于国内监管措施，根本无法被指责违反最惠国原则。
其次，数字壁垒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调整速度。监管者可以随时重新定义“敏感数据”的范围，一纸公文就能把某类企业拉入更严格的管制范畴。这种动态调整的速度和精准度，远胜于调整传统关税税率或商品清单所需的漫长程序。这使得数字关税成为更灵活、更隐蔽的博弈工具。
第三，也是最狡猾的，数字壁垒往往与公众情绪和社会议题深度绑定。美国将TikTok的监管措施包装成“保护青少年隐私”和“防止虚假信息传播”等公益诉求。相比纯粹经济动机的报复，这类带有道德光环的举措更容易争取本国民众支持。这让对手在发动对等报复时陷入两难——在相似议题上针锋相对的成本太高，很容易激发国际舆论的批评。
综合来看，数字关税的威力恰恰在于其隐蔽性。它躲开了国际贸易协议的聚光灯，却深植于数字经济的命脉。一旦发动往往能精准打击对手的要害，且不易立刻反制。这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在近年数字博弈中更频繁地动用数据和技术管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看到了比传统关税战争更高的战略收益。
全球三大阵营的规则割据
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围绕数据主权和跨境流动的竞争，已经形成了三大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核心诉求和战略工具。
美国走的是“长臂管辖”的道路。表面上，美国倡导数据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通过《云法案》等法律条款，赋予了自己对全球数据的强大调取权。
只要数据涉及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实体，美国执法部门就有合法权力获取该数据——即便这些数据物理上存储在他国的服务器上。这实际上是把传统地缘政治中的霸权概念直接延伸到了数据领域。
美国凭借其技术实力，事实上向全球企业征收一种隐形的“数字铸币税”。TikTok之所以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靶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在社交媒体和数据资源上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
欧盟的策略则是筑起一道“堡垒式”的监管高墙，并通过标准输出来扩大影响力。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设立了全球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标准。任何企业若要向欧盟外跨境传输数据，欧盟要求目的国必须被认定提供“充分”的隐私保护等级——这一要求实际上鼓励了企业将数据本地存储。
更有野心的是，欧盟通过“充分性认定”机制，把自己制定的高标准向外强行输出。目前已有十多个国家被欧盟正式认定为提供“充分”保护，这意味着它们被迫采纳欧盟标准才能与欧盟进行数据互通。
欧盟还通过《数字市场法案》等新法规，对全球科技巨头课以严格义务。早在2021年，欧盟监管机构就以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由，对亚马逊处以约8.85亿美元的罚款——这是迄今为止欧盟在隐私领域开出的最高罚单之一。它标志着欧盟开始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巩固自身的数据治理权威，用“规则输出”取代传统的市场竞争。
中国则选择了“主权优先”的道路，并尝试打造区域化的数据生态。中国将数据视作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产，要求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必须在国内存储，向海外传输须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
同时，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自己的数字技术标准和平台服务。华为公司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参与建设本地数据中心，提供“主权云”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妙处在于，让数据既能满足当地国家的监管要求(数据不出国)，又能使用华为的先进技术和算法。这打造了一个相对独立、但内部又高度互联互通的区域数据生态圈。
这三种模式的根本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权力逻辑——
美国追求的是对全球数据的绝对控制权;
欧盟追求的是通过标准输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
中国追求的是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建立与友好国家之间的数据合作网络。
结果是，全球数字治理陷入了严重的碎片化。
当数字规则碎片化，谁为此付出代价?答案令人震惊。
根据经合组织OECD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25年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监管的经济影响》(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Data Regulation)测算，如果各国全面实施严格的数据本地存储和流动限制措施，全球GDP将下降4.5%。
按2030年的世界经济规模推算，这相当于3.8万亿美元的潜在损失。相反地，如果能够建立开放且兼顾安全的全球数字规则框架，让数据在充分的信任保障下自由流动，全球GDP反而有望增长1.7%。可见，数字关税设置得越多，全球“蛋糕”缩减得就越快。
受伤最深的是中小企业。TikTok在美国约有750万商家账号，其中大量是靠这个平台获取客户的小微商家。当TikTok陷入合规困境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资源有限的小企业。
一项研究统计显示，在TikTok的美国商家中，近四成表示如果获取客户的成本再有上升，他们将被迫削减营销预算甚至完全离开这个平台。数字壁垒最终转嫁给了创业者和中小商家，这无异于在经济中扩大贫富差距。
技术创新也陷入了困境。短期看，数据本地化确实会刺激当地的科技产业。甲骨文因为获得TikTok的云服务订单而股价上涨。但长远看，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高度依赖海量、多样的全球数据来进行训练。如果数据被人为分割在各个国家的“孤岛”中，全球协同研发变得困难，技术突破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放缓。这种碎片化状况对全球创新生态的伤害，可能要用几十年才能真正弥补。
破局之道
面对这种局面，既有被动承受的企业，也有主动出击的企业。同样，各国政府也在探索如何主动塑造规则。
在企业层面，华为的做法值得关注。华为在德国建立了本地数据中心并通过了权威的安全认证。欧洲用户的数据存储在德国国内，由当地子公司管理运营，但底层的云服务技术仍由华为提供和持续优化。
这种模式既满足了欧洲的数据主权要求，又保留了华为对技术的控制权。蚂蚁集团则在研发名为“隐私计算”的新技术，通过区块链和加密算法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
这意味着数据本身不需要出国，但各方仍可在不看到具体数据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联合计算。这为跨国金融风控、医疗数据合作等应用场景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字节跳动在印尼的策略则体现了深度本土化的威力。当印尼政府禁止独立的社交媒体电商后，TikTok迅速与印尼最大的科技集团合资，让TikTok印尼电商业务“入籍”当地。这一举动将TikTok从“外来平台”变成了“自己人”，结果是快速获得了监管豁免，业务得以恢复。
在国家层面，一些国家正在尝试区域化的规则突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只是开了电子商务章节的初步规定，但已经迈出了区域数字规则协调的第一步。展望未来，中日韩可以进一步在自贸协定中嵌入更具体的数据流动协议，建立“三国数据流动白名单”机制。这相当于在区域内形成一个“数据关税同盟”，确保成员之间不对彼此施加歧视性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技术标准的输出也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工具。中国主导的短距离通信标准“星闪”已被国际电信联盟纳入全球标准，联盟会员已超过1200家，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通过标准输出，中国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技术产品进入海外市场清除制度障碍，相当于获得了一种“免税通行证”。
在多边框架上，各国也可以推动更透明的规则。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机构下建立“数字贸易工作组”，要求各国定期披露本国实施的数据限制措施及其经济影响评估。虽然这不一定能立刻消除数字壁垒，但信息的公开有助于增进理解、减少误判，也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规则竞争>产品竞争
数字关税战争的本质，是对数据价值链定价权的争夺。谁掌握了数据的归宿和算法的准入标准，谁就在数字经济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这代表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在工业时代，各国竞争拼的是“比较优势”——谁的资源禀赋好、制造成本低、产品更有竞争力。但在数字时代，竞争的核心已经移位到了“规则优势”——谁能制定和主导跨境数据流动的标准和协议，谁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收取“规则租金”。一个国家若其隐私保护框架被更多国家接纳，就如同过去制定了国际贸易准则，别国企业要进入该市场就得支付合规成本。
未来全球经济的版图，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谁能更好地塑造数字规则来决定。既有技术实力又有制度创新力的国家，才能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真正领先。TikTok的争端恐怕只是序幕。随着量子计算、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成熟，围绕虚拟资产、AI模型等的新型博弈将更加错综复杂。
在最坏的情形下，世界可能陷入彼此隔绝的“数字铁幕”，全球数字经济走向碎片化。但也有希望，通过各方的智慧和妥协，逐步建立起兼顾安全与创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让数据在信任中自由流动。这个选择，最终取决于各国能否放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携手共建数字时代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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