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地区由国企主导，而珠三角几乎完全由民企组成。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可能威胁它们，但民营经济比国有经济更灵活。这些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体系中运转，经历着熊彼特所说的令人不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有些企业会逃离或倒闭，但幸存下来的企业将越来越强。它们竞相升级、投资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先进的制造技术。一个经济形态曾具争议的地区正在诞生世界级的创新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4月一组关于珠三角的报道中这样总结。
在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邓江年看来，发达的民营经济的确是孕育出粤式创新的土壤。经历过市场洗礼和考验的民营经济令珠三角拥有了富集的创新创业群体、创业资金以及成熟的产业集群，这些优势让广东具备了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创新基因。
珠三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广东产业转型和创新，则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开放是广东创新的重要经验
珠三角的创新经验在全国而言是否很独特？
邓江年：其他城市要复制珠三角的创新经验比较困难，例如长三角，并没有珠三角这样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长三角在这一波创新浪潮里，有两块比不上珠三角。其一是创新要素不如珠三角富集，首先是珠三角创新创业群体非常富集。第二是资金富集，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的创业资金非常富集。此外上海以股权资金、间接融资为主，而珠三角是以风投为主，深交所有创业板。这是珠三角的比较优势。
长三角高校资源丰富，为什么创新人群反而不及珠三角？
邓江年：现在来看，高校条件并不是城市创新的充分条件。深圳就不具备富集的高校资源，但深圳走的是科技产品转化之路，也就是后端的创新。前端的创新深圳并不占优势，整个广东都不占优势，因为高校偏弱。但科技产品创新中心不需要太多的高校条件。深圳很多科技产品是北京、武汉、上海的高校研发出的科技，放到深圳来变成产品，并且产业化。这就形成了体系。
高校在珠三角设立产学研中心，是看中了什么？
邓江年：珠三角中小企业比较多，而长三角的特点是大型企业、外企比较多。中小企业创造的创业机会更多，例如高校研发出的技术，在长三角可能只能找到十几家转化企业，而在珠三角能找到上千家，谈判的空间就大了。选择面更大，也有利于科技持有者优化其产业布局。也就是说，珠三角在创新层面的竞争更充分。
另一方面，珠三角地方政府对创新的干预度不高，尽量只做环境的营造。比如广东的商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开始比较早的，这有利于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另外，在创新型企业的培养上，广东更集中于前期的孵化，后期就让市场自己调节。广东明白，政府深度介入的创新行为常常会失败，因为政府本身毕竟离市场较远，所以相比一些地方大量以政府基金投资项目，广东地方政府的选择是对创新行为进行前期引导，后期及时退出。
但以小企业为主的微创新也暴露出一定的不足。珠三角的应用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做得更棒，长三角则在基础理论创新、大型企业的内部技术创新方面更具优势。
你曾在文章中提到广东正在突破技术壁垒，目前看有哪些好的做法？
邓江年：广东在部分领域，比如以大疆、华大基因、华为为代表的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差得远的时候，只要学习人家就可以。等到接近别人，需要自己原创性创新时，就比较吃力了。广东的高新技术创新还不强，最集中体现在自己的一流高校、实验室比较少，基础创新的能力比较弱。因此现在广东在做的事，第一是加强本省高水平院校的建设，也就是加强基础理论创新能力。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些省重点建设的高校，每年除了从教育部拿到资金外，广东省还投入了3年共50亿元的高水平大型建设资金。另外深圳也在创建基础研究所；第二是打开国门，与国际上的高校对接，例如深圳将在未来10年左右引进20-30家国外高校，还给归国人才很多福利。我认为可以更开放一些，比如把实验室建到硅谷去（事实上这也是深圳的计划）。开放也是广东创新很重要的一条经验。
被市场逼着转型
从企业角度，广东在转型升级方面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邓江年：广东创新型企业的密集程度全国最高；特征是沿着技术路线走，华为从基站到手机，到建立5G标准。中小企业的创新更是广东的强项，比如佛山的陶瓷厂，正在做产业集群甚至转型为国际陶瓷贸易中心；比如东莞塘厦纺织业，已经基本转为机器人生产。
广东中小企业转型，最突出表现在互联网时代下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过去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广东虽然是全国网购最大的市场，但都是通过外地的平台，比如阿里巴巴。现在广东探索出用互联网来推动产业集群的路子，比如依托传统塑料行业的找塑料网，短短3年就做到了80亿元。产业集群和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互联网，这是广东中小企业转型创新的亮点。
这是自发的还是有政府做引导？
邓江年：是市场逼的。不转型、不集群，就会被市场淘汰。相对内地而言，广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得早，也就更早进入了产业集群阶段。在这个先人一步的基础上，又进入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广东目前已有330个产业集群，把这些集群连成一片，就是整个珠三角。我认为，其他地区再去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已经不合时宜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广东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在转型过程中，广东付出了什么代价？
邓江年：实际上，广东在进入21世纪后，尤其以2003年非典为节点，就开始了产业转型。所以广东是全国碰到经济转型问题最早、也最先行动的地方。但凡转型升级，都会付出一定代价，要淘汰一批技术和企业，扶植一批新的技术和企业。宏观而言，转型对财政收入、对GDP的影响都会比较大。但只有接受这种阵痛，才能形成新的动能。
广东的阵痛，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为了缓解阵痛，我们尽量把动能转换的过程延长，让企业走出去。这方面政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包括开展中外合作工业园区建设，开通更多国际航班，促进企业与外界的交流往来。另外，广东省还动用大批资金，促进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例如在很多产业集群的园区、小镇开设技术中心，为有需要的中小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乃至资金资助。
对于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问题，则更多通过市场选择。打工者如果失业，可能会转入服务业，可能会到别的省份。留下来的人可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成为适应新兴产业的劳动者。广东虽然在高水平大学方面有所欠缺，但职业教育发展还是非常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