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引进人才无产权房屋的，可在聘用单位的集体户或聘用单位所在区人才公共服务机构的集体户办理落户。引进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

  上海对外公布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提出要在“人才高地”基础上筑起“人才高峰”，实施“量身定制，一人一策”“高峰人才全权负责制”等政策。

宁波方案，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而大专工作1年即可无房落户。

珠海方案，与该市户籍人员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直接迁入；社保、居住证连续满五年并在珠海有稳定住所即可直接申请入户。

南京方案，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南京的条件——“40周岁以下本科生可直接落户南京”。

西安方案，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完成在线落户。据媒体爆料，短短三天时间，就已落户15552人，单日落户超过8000人。

人口流动变向，切勿盲目跟风

从最近几年的人口流动动向来看，以往“拥抱北上广”中，北京和上海已经变成了“北上不信眼泪”。在北京2300万人口上限和上海2500万人口上限的约束下，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人口出现了净流出。

随着“逃离北上广”这个口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有人说，北京和上海经济发展不行了所以人走了；有人说，北京和上海机会不多了所以人走了；有人说，北京和上海压力太大、性价比太低所以走了；有人说，北京和上海太冷漠所以走了……

这些是我听闻最多的理由，基本上都是说北京和上海不如其他城市所以走了。

这其中，有些的确是事实，比如生活压力大、太冷漠。在北京和上海，要想解决买房问题需要普通工薪族三代人的积蓄；这次推出的抢人政策中对于落户门槛也依旧没有放松；去年年末，北京整治群租房的行动也着实让不少外来务工者心寒。但也不全是事实，北京和上海经济发展不行了？机会不多了？此类观点恐怕有点站不住脚。

无论北京还是上海，GDP总量长期处于国内第一、第二的位置。而且，对比差距可以看出，如果把北京和上海视为第一阵营的话，作为第二阵营的广州、深圳、重庆与其整体差距在25%至30%左右，差距还是较为明显的。

此外，结合人口密度考虑城市整体经济效率及潜力的话，第二阵营中水平也参差不齐。

就国内目前的形势看来，深圳看似是年轻人聚集的狂欢地，可城市承载能力恐怕已经饱和。以北京和上海为参照，在当前的常住人口水平下，政府方面就提出了控制人口上限的目标，这意味着就现状而言，北京和上海的承载力已经超负荷运作。深圳虽是后起之秀，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方面还无法和北京、上海相比拟。因此可以判断，深圳那种接近6000人/平方公里的水平明显偏高。

结合深圳的GDP总量及城市承载力考虑的话，深圳的经济边际效益其实并不高。城市承载力见顶也预示未来依靠人口流入作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走到尽头，如果还要在此基础上保持经济高增长，就只有依靠产业升级。

可是，国内的产业升级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周闹得天翻地覆的中兴通讯事件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因为中兴通讯事件而被曝光的中国学术造假问题（上海交大“汉芯”事件）也证明了国内科研领域存在严重腐败。就眼下的国内环境看，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产业升级是很困难的。

不同于深圳的是，一直忽冷忽热的重庆具有更大的潜力和生产效率。重庆有9个北京、13个上海、41个深圳那么大，当然，其中有一半的土地属于山川河道无法进行商业化开发。但即使如此，重庆未来的城市发展空间和潜力还是大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毕竟，西南地区以重庆为尊，中国西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基本都集中于重庆。

然而，虽然国内的人口流动从以往的“拥抱一线“变成了“聚焦二线”，但整体马太效应依旧存在，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方向没有改变。地区差异扩大的发展趋势没有逆转。

各地政府这轮“抢人”的结局并不难预测，一线城市将是最大赢家、二线城市次之，三四线……自求多福吧。

“抢人”何以成为“大战”？

“抢人”如果发生在某个人口稀缺城市，或是闲置资源较多的落后城市的话姑且不难理解。但是，如今国内的“抢人”势头是不论一线、二线，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抢人”，这就有点奇怪了。

按理说，北京和上海已经处于空置人口阶段了，为什么还要参与这轮“抢人”大战呢？

仔细观察这次国内的“抢人”政策不难发现，北京和上海虽然也在抢人，但抢的是高端人口。而其他城市在抢的是技术型人才，或是高学历人才，姑且称为中端人口吧。两者差异在于，高端人口除了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生产力之外，还能提供优质的消费需求，而中端人口在这两方面都略逊一筹。当然，中端人口中有部分能够通过自身学习在生产力方面追赶上高端人口，但其长久以来所固化的消费理念很难改变。（注：高端人口定义，各行业领域业务的优秀人才，普遍拥有高产出、高薪、高消费能力这些特征）

“抢人”抢得是资源。众所周知，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房地产。房地产带来了土地财政、带来了GDP、带来了钢筋水泥需求、带来了就业……银行抵押贷款中涉及房地产的比例为40%左右，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比例高达整体贷款的70%左右。但是，在“房住不炒”的调控方针下，房地产经济玩不转了，也的确不能再这样玩了。其结果是，各地方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新的驱动引擎。

正如我在《胡焕庸线的二元格局真就天命难违？》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经济的根本在于生产力。生产力中，人永远是第一要素，而人也是构筑市场的基础，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平台。因此，人口导入是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没有人口作为基础，纵然有再好的产业都无法运行。西北人口占比不足5%，如果依靠当地人口的自我繁衍能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人口。而且，在以人口驱动的城市化建设进程趋势下，新生人口中有多少愿意在当地扎根发展还值得怀疑。所以，从外部导入人口成为唯一选择。”在那篇文章中，我以东南与西北为例，而如今却成为了城市之间互相竞争的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即将转型或称为正在转型，消费是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基础条件。2015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7年消费对GDP贡献率达58.8%，网上零售额增长32.2%。消费是未来的重中之重，而消费本身依赖的是人口，“抢人”就自然成为了争抢消费力或未来市场需求。

从最新的数据看，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依旧具有较强竞争力，其他城市的次之。就当前形势看，如果中国经济转型真成功了，最先尝到螃蟹美味的也一定是一线城市。

地方城市人口的质量决定了新时代中的起跑线，可以说，非一线城市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现在，非一线城市希望通过影响人口流动实现弯道超车，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大的对手是客观规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马太效应是难以逆转的规律。

逐渐逼近的清算日

以前，决策层对于一些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通常采用一个“拖”字应对。做什么事都不顾风险先做了再说，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万一问题没法解决就拖着。我记得早些年似乎还有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一种奇葩观点：“只要泡沫不破那就不是泡沫。”也就是说，只要问题能一直拖下去，那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就逻辑上而言，这个结论没毛病。但是，该命题的前提条件似乎根本不存于现实世界。

隐藏在这轮“抢人”背后的是巨大的经济危机。中国能否摆脱依靠人口红利维持的经济增长，成功实现产业升级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去年5月28日，我在《人口不是牲口！解决人口问题不能祸害后代》一文中这样写道：

当初，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时，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充斥市场，为企业创造了廉价劳动力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不少略有头脑的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员工看准了这一机会，纷纷选择下海经商。

上世纪经商创业的大多数人，如今都是名利双收，非但赚到了钱，还获得了名。当今，对于中国企业家的评论中，基本都以老一辈的企业家为模范。对此，笔者一直都有一个观点不太敢提，生怕灭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创业、奋斗的梦想。在笔者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根本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明星企业家。内地企业家的成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部分非常少。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企业家大多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代洗礼，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事。

联合国此前曾有预测，2030年将是中国人口的拐点。“未富先老”是近在咫尺的大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出生率出现下行趋势。

这组数据看似是突出二孩有多成功，但其实包含了中国一胎减少的事实。如果不是二孩政策的贡献，2017年中国人口就已经处于负增长状态了。

此外，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脚步越来越近。之前提出了到2025年要实现工业4.0的愿景，传统的工业生产效率将在技术升级下进一步得到提升。新时代中的竞争将不再是比人口数量，而是比人口质量。

回顾我国经济的发展史，比数量我们从来没怂过，可一旦比质量，就只能打太极，自圆其说了。

一旦时间节点到了，全球产业洗牌潮开启后，国内那些没有及时转型的地区会发生什么？在这方面最高层其实给出过提示，“不要指望中央兜底地方债务”。如果真不兜底了，地方政府该怎么办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圈的羊多至少能多一线生机。

人口和技术革新所推动的历史齿轮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历史洪流无人能挡。最后奉劝年轻人一句，“不要被眼前的政策红利所迷惑，选择城市要看全面、看长远；对于某些人而言，任期一到就可以走人，可对你们来说，那是落地生根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