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拖到2005年，中芯已经疲于应付，选择了与台积电和解，变相承认了“不当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并赔偿1.75亿美金。在《和解协议》上，台积电的法务团队大显神威，设置了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中芯必须将所有技术存到这个账户里，供台积电“自由检查”，从根本上限制了中芯国际的发展。
但事情根本没有完，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融资的前夜，台积电再次出手，指责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和解协议》。对此中芯反应强烈，坚决否认自己侵权，并准备了大量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由于台积电还是在美国加州发起起诉，张汝京选择了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这一安排非常高明，并出乎台积电的预料。由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积电选择积极应诉，那么就必须晒出自己掌握的证据，这样就给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头应对和反驳这些证据的时间。中芯的律师对此信心满满，认为在“主场作战”，虽然不一定能赢，但最起码能获得些许腾挪的空间和时间。
但可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根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3个月后，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再次胜诉，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金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事后，台湾媒体得意地称：“我们从此控制了大陆芯片业的半壁江山！”
在接到律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辞职，离开了为之奋斗了9年的中芯国际。
客观地说，中芯国际在创建过程中的确侵犯了台积电的知识产权，张汝京事后自己也承认：“我们做错了。”但中芯为之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痛：赔款让公司元气大伤，基本失去了投资和扩张的能力，管理层也时常陷入内耗。这一情况一直到2016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台积电早已绝尘而去，差距越拉越大。
在中芯第一次认输赔款的2006年，大陆芯片界又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而国家组织的三大国产CPU“方舟、众志、龙芯”又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中国芯片再一次走进了至暗时刻。
鲍勃迪伦在成名作《blowin' in the wind》中唱到：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称为真正的男子汉
再次元气大伤的中国芯片业，也在问自己：“我们究竟还要走过多少路，熬过多少苦难，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
6
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折腾地疲惫不堪的2008年，创办展讯通信的武平也一脸憔悴：公司耗资数亿研发TD芯片，却被中移动“放鸽子”，迟迟无法商用；而在国产手机市场上，台湾联发科用廉价的山寨机方案抢走90%以上的份额，展讯股价跌到谷底。在股价最惨时，只要1亿美金就能控制展讯。
金融危机时，中投在美国大量购买大摩、黑石等公司的股票，这让武平感到眼热，试图游说将展讯的控制权买回来。“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别的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
但现实很骨感：南望王师一整年，王师来了一个连。
展讯遇到的问题，是当时整个半导体行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在2000-2015年的某段时间，在一向支持半导体发展的国家力量，似乎突然间减弱了很多。
比如，中芯在长达6年的官司中，几乎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这跟多年后中兴通讯事件的“高层出面，官媒打气”的盛况相差巨大（两家公司都是国资占大股东）。而“909”等工程建设的众多生产线，也没有得到升级和扩张的后续投资。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牵制住后，华虹华润等公司的产线逐年老化，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期间，国家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几个政策方面：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但这些政策对于耗资巨大的半导体行业，尤其是芯片制造环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只能用来续命，连跟上海外巨头的步伐都很难，更遑论超越。
与此同时，风电和太阳能行业却连续多年获得巨额补贴。
中国的产业政策，由于牵扯到巨大的利益，背后有很多隐秘的规则，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如果摊开地图，你会发现中国众多芯片龙头公司，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如中芯、华虹宏力、展讯、锐迪科、澜起、芯原等。因此，有人隐约地看到了内中原因：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变化，跟产业聚集地上海的全国地位，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近年来，关于“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这一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除了网友总结的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上海在互联网发展最快的2000年之后，倾尽资源支持集成电路，把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占全国一半。而这条路，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绩的路，却又是最应该坚持的路。
当然，无论是媒体热议“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还是嚷嚷“靠烧钱送外卖永远都做不出芯片”时，没几个人会记得上海这些年的坚持。
到了2015年，昔日风电明星—华锐风电，已经深陷造假和巨亏；昔日的太阳能明星—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已经破产重整。而国人猛然抬头发现，每年进口的芯片已经有2000亿美金，金额甚至超过了原油。
更为致命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哪个行业是制造业的命根子，哪个行业更容易被别人卡脖子？是风电？是太阳能？还是芯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部分芯片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2010年之后都慢慢结出硕果，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芯片设计公司和以长电科技为代表的芯片封装公司，都凭借着市场化的机制、全球化的视野、高待遇的薪酬而逐步发展起来。他们用成绩阐述了一个道理：
芯片的产业化，需要依靠无数百万年薪的顶级工程师，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拿几千块工资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老专家们的无私奉献。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中国人只能在产业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去怀念那些记忆中的劳模和雷锋。
7
2014年，已经沉寂多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空气突然炙热起来，精通时事的人第一时间在小圈子里传递着消息：大钱就要来了。
在此之前的2013年，十几位院士联合上书，要求国家重新捡起对半导体的支持。这项提议得到了最高领导的积极回复。到了2014年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由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实力单位出资，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为了避免出现像之前“909工程”等项目出现的种种问题，国家大基金采取了跟往常不同的投资方式：1. 寻找行业内好公司进行重点扶持，尤其是前三名的龙头，都有机会获得国家资金。2. 股权投资的方式，一般不干预生产经营，保证企业的独立发展。
这种“广撒网”式的股权投资方式，还没有走到验证成果的最后阶段。但中国半导体行业这么多年下来，成功的经验很多，失败的经验更多，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如何调和资金、人才和机制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来看，暂时找不到比这种“广撒网式股权投资”更好的办法，尽管它可能也有不足，比如无法顾及小公司，可能形成产能过剩等。
我在2016年底离开了工作多年的私募，也加入到半导体投资的国家队当中，在调研和投资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中国芯片行业已经拥有了走向成功的众多因素：无数从海外回流的顶级人才（如梁孟松），不断壮大的国产工程师队伍，卓越民企等树立的标杆机制，国家充沛且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重庆，我们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日本专家，追随着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在偏僻的开发区里拉制硅棒；在北京，我们看到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在AI芯片发布会上意气风发；在张江，一群从美国回来的中年工程师，把芯片方案的每项参数给我们详细拆解；在江阴，从台湾来大陆工作了近十年的高管，用一口台湾腔向我们展示着那些独家的中道工序技术。
在2017年8月，我跟同事驱车2个多小时，从上海市区来到了上海最南边的临港新城，这里坐落着张汝京继世大、中芯之后第三次创业的工厂：研制大硅片的上海新昇。事实上，我抵达新昇时，张汝京已经离开了新昇的管理岗位（原因复杂，此处不表）。
这座吹着海风的工厂，是张汝京给上海留下的又一处宝贵的资产，从2014年到2017年，他在此工作了三年之久。临港位置极为偏僻，配套尚不完善，往返市区路途遥远，很难想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像苦行僧一样这里又艰苦奋斗了三年。
这让我想起了张汝京父母的重庆岁月。往前追溯80年，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里，张锡纶先生指挥工人炼钢，刘佩金女士钻研火药，他们所在的兵工署第21兵工厂，一度生产了中国90%的重机枪。在那个江山飘摇的岁月中，张锡纶夫妇所持的信仰，无非也只有两条：一是中国人不能输，二是让后代活得好点儿。
我们这个民族，尽管有种种不足，但韧性还是有那么一点儿的，再难的时局也走过来了。希望多年之后，中国过去的芯酸往事，能够彻底变成遥远的回忆，而非不断重复的现实。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来自中芯国际、德州仪器、华为海思、贝岭、华虹、展讯、Intel、ASR等公司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